解密大红袍
大红袍的N种传说
“大红袍”自古是万茶之尊,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词。但因历史久远,战乱频仍,文献流失,“大红袍”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,成了一个千古之谜,招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。但大都没有结果,仍然停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。这些说法归纳起来无非“状元报恩”、“皇后治病”、“县丞祭茶”、“猴子采摘”、“县长命名”等几个脚本。
“皇后治病”一说显然站不住脚。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,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,从皇后“突然得病”,到找到“大红袍”治好病,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,远水解不了近渴,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。
“县丞祭茶”之说也有点牵强。武夷山虽然自古有祭茶的习俗,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。
“大红袍”虽然生长在岩壁上,但不至于高不可攀。早在3000多年前,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,何况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。无疑,“猴子采茶”之说是藐视了武夷山人的智慧。
最令人信服的还是“状元报恩”。其故事梗概是:明初举子赶考途经武夷山,中暑昏厥路边,被天心寺僧人所救,以茶入药为其治疗。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,回天心寺报恩,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,而是茶叶,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,以表谢恩。“大红袍”故事从此不胫而走。靖难之变后,朱棣夺取侄子建文的帝位,为追杀传说出家为僧的建文帝,便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,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查询建文帝的下落。胡潆也因此到武夷山,入驻天心寺,爱喝茶的胡潆听了“大红袍”的故事,更加喜爱天心寺的茶,便请旨敕封,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,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“大红袍”。
追寻大红袍的真相
饮水思源,喝茶寻根。笔者花费大量的时间,跑遍了图书馆、资料室,查阅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,采访了多位权威茶人,对各种民间说法和神话传说予以一一求证和排除,得以按图索骥地把点滴的历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。
“大红袍”因何得名?
顾名思义,大红袍,就是红色的袍服。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,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。明朝洪武时期,依据周礼,参考汉、唐、宋历代的服饰,花了20年时间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。《明史》记载:
洪武三年,礼部言:“历代异尚。夏黑,商白,周赤,秦黑,汉赤,唐服饰黄,旗帜赤。今国家承元之后,取法周、汉、唐、宋,服色所尚,于赤为宜。”
在公服穿着上,明朝廷也明确规定“一至四品着绯袍,五至七品青袍,八、九品绿袍。”文中“赤”、“绯”都是指大红色。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。如成书于清代的《海公大红袍传》、《海公小红袍传》,描写了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际,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、无私无畏、敢于锄强诛暴、关心百姓疾苦、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。
可见,“大红袍”是明代清官的指代。那么为什么又引以借代武夷山的茶树呢?可以推测:“大红袍”茶出现于明代,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联系。
这一推测与“状元报恩”比较接近。
大红袍身世大揭秘
成书于1921年的《蒋叔南游记》(蒋希召著)中写道:“如大红袍,其最上品也,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,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,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“大红袍”茶了。
清朝道光年间,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《一斑禄·杂述》(1839年)卷四里说:“若闽地产‘红袍’建旗,五十年来盛行于世。”“建”,即指建宁府(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);“旗”,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、枪,古人以此指代茶叶,按照“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推算,“大红袍”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。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“大红袍”文字记载的空白,把“大红袍”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。
经过茶叶科学部门检测,现存母树大红袍的树龄在360年以上。360年前,正是明末清初。现在“大红袍”母树仅剩一处,不排除天游、北斗等他处的已故“大红袍”母树的树龄超过360年的可能。如果这个推断成立,那“大红袍”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明代。
近年来,随着“大红袍祖庭”——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,为“状元报恩”,大红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。1991年,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,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、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。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。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受封呢?
《明史·胡潆传》记载:
惠帝之崩于火,或言遁去,诸旧臣多从者,帝疑之。五年,遣潆颁御制诸书,并访仙人张邋遢,遍行天下州郡乡邑,隐察建文帝安在。
这段文字说的是:明成祖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,为了赶尽杀绝,免除后患,派礼部官员胡潆与宦官郑和分别以寻访张邋遢(张三丰)与“下西洋”为幌子,在国内与海外排查建文帝的下落。同时,为了掩人耳目,收买人心,忏悔恶业,广泛“颁御制诸书”敕封寺院宫观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“永乐”字号,天心永乐禅寺于此际受敕封,自在情理之中。
在《武夷山志》(清·董天工著)专门记载来过武夷山的历代名贤的篇章《名贤下·遗补》中有“胡潆,字源洁,武进人,明建文庚辰进士,官礼部尚书”的记载。说明胡潆确实来过武夷山。《武夷山志》还收录了他的《题画武夷图》、《望武夷,因文公精舍在此,不胜感慨》诗两首。此外,在佛教古籍《瑞岩实录·诗偈》(清释元贤著)中有胡潆的《夜宿天心》诗:云浮山际掩禅院,月涌天心透客居。幽径不寒林影下,红袍味里夜可无?
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,彻夜品饮“大红袍”的情形。可见在当时,尚在明初的时候,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“大红袍”之名。
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。圣旨碑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,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。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?另一个是否是“状元报恩”所指的朝廷对“大红袍”的敕封呢?
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,“状元报恩”原记载于《天心寺志》,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。该寺院后来还受过光绪敕封,林则徐、陈宝琛等朝廷命官先后为其题额,可见天心永乐禅寺在历史上曾经十分显赫。可以想象,这样显赫的寺院肯定有自己的寺志。“状元报恩”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,更具有历史性、文化性、逻辑性,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,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。因为故事情节、时间、人物、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。
看来,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“大红袍”的身世可以真相大白了。
大红袍母树的真假之争
“大红袍”的指代,经过了从某枞茶树(状元红袍所披盖的茶树)的名称——某品种茶树(武夷山四大名枞之一“大红袍”)的名称——某类别(武夷岩茶)茶叶的总称的转变。所以,在不同的时期、在不同的场合,“大红袍”所指代的含义也就不同。
根据《武夷山的茶与风景》(陈舜年等著,1944年编)一书《上篇·茶》记载:
首先要介绍的是大红袍,这声誉简直是太大了,他生长在离天心岩三四里地的九龙窠,属永乐禅寺所有,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,不肯以真品示人。据调查,真正的大红袍在九龙窠最后较高的一个岩旁边,岩壁中有一个小孔,常有泉水从岩孔中流出,旁有茶树数株,靠岩壁者为正大红袍,相邻者为副大红袍。
这段文字明确记载了大红袍有正副之分。“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,不肯以真品示人”之句可以这么解读:为了保护“正大红袍”茶树,僧人故意在“副大红袍”茶树附近刻上“大红袍”三字,以转移游人的视线。因为“副大红袍”长在较高的地方,游人不易采摘。僧人这样刻意地“掉包”,实属无奈之举。
这和年近百岁、研究武夷岩茶的茶业泰斗张天福老人所说的如出一辙。他回忆说:
原来的“大红袍”茶树在距离现在“大红袍”不远的地方,就在一个大岩壁下的路边,树枞有将近一米,上面有水滴从数丈高的岩壁上滴下,终年不干,正好滴在茶树上,茶叶非常茂盛,可是在50年代就死了。
民间有一种说法,说的是人们把“正大红袍”改称为“大红梅”,以混淆是非,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。据80高龄、1951年担任“大红袍”母树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组组长的傅志美老人的回忆,确有其事。他说:
1951年土改时“大红袍”仍为天心寺所有。但因为其历史悠久,名气太大,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,如果继续由僧人管理,怕力度不够。后来县里为此开了协调会,决定把“大红袍”茶山划归农场管理。在“大红袍”附近还有一枞大茶树叫做“大红梅”,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枯死了。
另外,《中国名茶志·福建卷》的武夷岩茶文章中记载:
现今九龙窠之“大红袍”,据林馥泉1941年调查认为系名丛“奇丹”之误。并得寺僧信任,看到了一株真本“大红袍”在九龙窠的岩脚下,树根终年有水从岩壁涓涓流下,树干满生苔藓,树及衰老。曾作记载:树高135厘米,主干八根,……
这些书本记载和两位老人的口述基本一致,不管是《武夷山茶与风景》里说的“真正大红袍”、“正大红袍”还是张老说的“原来的大红袍”、傅老说的“大红梅”还是《中国名茶志》引用林馥泉说的“真本大红袍”,都不是现存的“大红袍母树”。但作为武夷茶四大名枞之一,“大红袍”实际上是茶叶品种的名称,也称为“奇丹”。《蒋叔南游记》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中写道:“如大红袍,其最上品也,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,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,“大红袍母树”并非只长在一处。当代茶人吴觉农、林馥泉等人也提到武夷山北斗岩、马头岩等地也有“大红袍”的品种茶。所以,现存的“母树大红袍”虽然不一定是最初传说中的“大红袍”,但可以肯定的是:现存的“大红袍”茶树是原生态的“母树大红袍”之一。
(本文来源于《武夷茶》)